“(韩信)趁困难岁月向指引要好处2019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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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趁困难岁月向指引要好处2019年2月12日

发布时间:2019-02-12 14:31| 位朋友查看

简介:原标题:此处引宋神宗、朱熹、梁启超、的话,意在清华大学一门课和张国刚教授一本书 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

  原标题:此处引宋神宗、朱熹、梁启超、的话,意在清华大学一门课和张国刚教授一本书

  “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学堂在线网络课堂以及社会各界讲授《资治通鉴》,颇受欢迎。

  每个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这些经典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当下我们面对这些经典,不仅要通过阅读经典、解读历史,而且更要讲好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它既是编年体史书,也是通鉴体的开山之作。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用19 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此书篇幅浩瀚,有294 卷 300 万字之巨,再加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总字数有 600 万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难以通读并领会其要旨。

  所以,历代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都热衷于解读这部经典。当年宋神宗看到这部书之后,首先给予“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高度评价并御赐书名。南宋理学家朱熹有感于此书内容繁复,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另外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近代以来,梁启超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称赞司马光为一代“伟人”。

  同志也非常喜欢这部著作,据说床头放着一部翻烂了的《资治通鉴》,书上留下了多次阅读痕迹以及大量的批语。1954 年冬,他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近年来,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对此书进行单一地学术性解读,而是以史学家的视角,以读史著经典、讲历史故事的方式,重新展示了《资治通鉴》的魅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专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就是这样顺应大众史学要求、深受读者喜欢的一部力作“好书”(该书荣获 2016年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中国好书”)。

  举重若轻,以讲故事方式呈现史著的资政价值。《资治通鉴》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史迹来警示后人,尤其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 118篇,集中地反映了编者的政治、历史观点,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史学家认为,这是史家治史过程中自觉资政意识的体现。

  如何把史学家这种自觉的资政意识表现出来,《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并未故弄玄虚或者高章大论,而是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深入浅出的话语娓娓道来,逐步阐释历史事件中的深刻道理。例如,第一讲“三家分晋”,公元前 403 年,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被任命为诸侯,正式瓜分晋国。司马光评价说 :“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为什么会说周威烈王自坏礼制和名分呢?张国刚阐幽发微,进一步分析:

  “问题是,现在这件事,坏就坏在周天子是被迫做出的分封决定。三家实际上已经把晋国给瓜分了,周天子屈服于压力,不得不对既成事实做出认定。礼仪名分没有了,就坏了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周朝的秩序。规矩坏了,周朝的权威没有了,周朝作为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所以司马光把它作为故事的起点。”

  既把历史上三家分晋的复杂故事讲明白了,也剖析了司马光将此事作为《通鉴》首章内容这个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都广泛关注的问题。

  寓教于乐,以独特的读史方式体现史著的鉴赏价值。清代史学家王夫之认为,阅读《通鉴》“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指出了史家读《通鉴》的三重境界,即通过读史提升自己、教育他人、分享探寻经世治国之道的乐趣。《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成书过程,是阐释读《通鉴》、用《通鉴》三重境界的一个极好例证。

  该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之后,作为全校慕课(MOOC)课程转型的一个新成果。该课程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及国家部委机关、国内外知名高校讲授。张国刚回忆说 :

  “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认真而系统地阅读的第一部史书就是《资治通鉴》,迄今已经三十七八年了。只是那个时候,读史的眼光,关注的是专业史料……(今天)阅读《资治通鉴》的眼光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关注的是《资治通鉴》作为史著的鉴赏价值,特别是司马光探讨的有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内容。”

  读史关注专业资料,重视历史典籍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为作者的“自淑”行为 ;读史关注史著的鉴赏价值,引导青年学生认知历史智慧、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此为大学教授的“诲人”之举 ;与成年读者和领导干部一起分享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的乐趣,此为历史学家的“知道而乐”。可以说,作者以 40 年的教学科研经历,通过此书见证了读《通鉴》从“自淑”到“诲人”再到“知道而乐”的全过程。

  例如,第七讲中的“兔死狗烹”一节,集中讲述西汉初年刘邦如何处理与权臣的关系,尤其是与功臣韩信的恩怨。作者先引用《通鉴》原文,用通俗语言解释韩信最终身死的道理,“(韩信)趁艰难时期向领导要好处,要待遇,待遇不讲清楚不出手,这是市井心态。而有功要报,这是君子之心。韩信以市井之志来跟领导讲条件,但是希望领导拿出君子之心来回报他的功劳,毫不计较他当年的要挟行为,这就难了。”一个人怎么避免这种不自知又容易犯的错误呢,作者再根据司马迁的评论给出答案,“如果韩信能够学学道家的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那么也许他还能保全下来。”

  别具一格,以随笔漫谈方式表达作者的史学观点。张国刚告诉读者,他撰写此书的一个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智慧。此书不仅呈现了众多的历史故事,而且在正文旁注乃至序言、后记中,以随笔漫谈的方式,留下了许多精彩史评、对史学的深刻感悟和真知灼见,堪称书中的点睛之笔。现撷取部分以飨读者。

  “历史犹如棋谱”:“前贤往哲应对时代挑战,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留下的记录,犹如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棋局。棋谱不就是以往高手留下的种种残局吗?读史使人明智,犹如读谱使人棋高一着!”

  “历史是前人应对挑战后的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人们相关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

  “历史是具体的,但可让人明权变”:“道理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权变的道理。”

  “史实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史实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但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古代学者对于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多有阐述,而现代社会更加需要历史的经验来启迪人们应对各种关系的智慧。”

  “不间断的历史书写,是国家对历史的重视和社会精英对历史的坚持”:“长期不间断的历史书写,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对历史的重视和坚持,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怎样在当今的时代通过学习历史事实、了解历史人物,达到启迪智慧的目的,是历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意义 ;如何让历史在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亦是史学研究者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历史工作者如同摄影工作者”:“专业历史工作者要研究历史的真相,力求还原史实的细节,如同摄影工作者,要最大化地呈现出事件的面貌。”

  “理直气壮地讲我们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

  总之,该书能够让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史著的资政意识、感受史著的鉴赏价值、分享重大历史故事中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了当下人们读史方法的转变,也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于传统史学当代价值的生动阐释和使命担当。

  当然,该书在布局方面,因篇幅所限,详于战国秦汉,而略于南北朝隋唐,难免舍弃了一些精彩的历史片段。在文字表述方面,个别细节还有必要推敲,例如,商鞅变法中徙木立信的故事,《资治通鉴》原文是“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该书这样叙述,商鞅“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放在市门之南,张榜告诉大家,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金”。此处“市门之南”,应为“集市的南门”。类似细节,相信再版时会得以完善。

  (本文详见《博览群书》2018年第7期,出版日期:2018年7月1日。作者系甘肃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中央党校第一期“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题目为编者所加。)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学堂在线网络课堂以及社会各界讲授《资治通鉴》,颇受欢迎。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著述包括《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中西文化关系史》《文明的对话:中西交流史论》《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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