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王重阳正在山东等地机闭的“玄教七宝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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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王重阳正在山东等地机闭的“玄教七宝会”等

发布时间:2019-01-29 12:17| 位朋友查看

简介:大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强令全国4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稍后,僧尼年龄被压缩到50岁以上,还要有官府颁发的执照(度牒)。就连天竺(印度)和日本远道而来的求法僧人也接到警告: 被佛教界称为会昌法难的这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一共拆除寺庙4……

  大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强令全国4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稍后,僧尼年龄被压缩到50岁以上,还要有官府颁发的执照(度牒)。就连天竺(印度)和日本远道而来的求法僧人也接到警告:

  被佛教界称为“会昌法难”的这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一共拆除寺庙4600多所,招提、兰若(民间私造的修行场所及四方游僧落脚之所)4万多所,强迫僧尼还俗26万人。同时官府严禁民众供养瞻仰佛牙舍利,不要说寺庙门票和功德箱,只要发现施主送给僧人一文钱,双方都要“背杖二十”。

  拆庙毁佛还好理解,唐武宗出台的一系列命令中,有一条听起来特别匪夷所思:禁止民间豢养黑色的家畜。那么,黑猪黑狗跟这事儿有个毛线关系?唐武宗为何一心要跟佛教过不去?

  “会昌法难”的直接起因来自道士赵归真等人的鼓动。唐朝皇室奉李耳(老子)为祖,因此从高祖李渊以下皇帝都尊崇道教,即使有些人如高宗李治、武则天、宪宗李纯等将佛教抬高到无上地位,也并不抑制道教。唐武宗李炎从小就偏好道术,即位后更将赵归线名道士召入宫中,修道场、炼金丹,切磋长生之术。

  当时佛教势力远超道教,赵归真为借助皇权力量确立道教在宗教界的正统地位,想尽一切办法诋毁、攻击佛教。他们散布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当时的僧袍多为黑色,赵归真便向唐武宗解释,这句民谣的意思是僧侣将取代李唐国统,只有尊道抑佛,才能压制住这股“黑气”。

  为了阻止 “黑气”上升,不让“黑衣天子”出世,唐武宗按照道士们的建议,下令禁止一切跟黑色沾边的东西,连民间豢养黑色的猪、狗、驴、牛都要统统宰掉。还规定不准使用独轮车,据说这种车会碾破道路中心,让道士们在作法时心中不安,影响临场发挥。

  佛道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发展到南北朝、隋唐时香火日盛一日,特别是鸠摩罗什、玄奘二人大量译经之后,佛教为中土民众带来了系统、完整、全新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冲击,敬佛礼僧成为一种时尚而普及的社会生活方式。

  而以道家学说(黄老)为内核,结合了中国本土神祉信仰的道教,经东汉张道陵等人的传播,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义体系。

  佛道双方为争夺宗教地位不断斗争,在开始仅仅是教义辩论和学术争鸣,后来便不免面红耳赤,人身攻击,继之相互诋毁甚至拳脚相向。因为各朝代、帝王对佛道两教的态度不同,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但总体来说,由于佛教思想体系更为宏大完整,后来居上,占了上风。

  在“土洋”宗教撕打正欢之际,儒家这个本土文化的宗主也耐不住寂寞,跳到台上凑热闹。

  佛教主张弃世出家,抛君离亲,与儒家主张的忠孝之道,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有为思想格格不入。对于儒家来说,清静养生,无为而治的道家主张虽然消极,但还属于可以改造好的群众,而不事生产、无君无父的佛教徒简直就是社会的寄生虫,根本不能在一块愉快地玩耍。

  唐朝的一代文宗,儒家大腕儿韩愈听说唐宪宗要将佛骨舍利迎入宫中供养三日,写下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不仅直言宪宗此举引发全国礼佛狂潮,劳民伤财,更尖刻地写道:佛祖不过是夷狄之人,就算他现在活着来大唐,您也不过就是跟他见个面,赏他件衣裳,打发他回去。梁武帝三次舍身事佛,下场还不是让叛臣侯景给活活饿死?数数前代敬佛的帝王,也大多是短命鬼!

  骂得兴起,韩愈在文章最后干脆公然约架:都说佛能显灵降祸,我就是这么吊,有本事你来打我呀!

  韩愈这篇文章相当生猛,苏东坡夸他“文起八代之荒,道济天下之溺”不是无来由的,可以看出他心里对佛教撮火早不是一两天了。宪宗没杀他,但将他远远贬到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并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我知道韩愈“大是爱我”,但这个老小子竟然咒我事佛命不长,太特么可恶!

  当时儒者之中攻击佛教的大有人在,杜牧一针见血:崇佛的人很多都“伪内而华外”,官员商人一方面敲诈欺骗致富,一方面捐钱给寺庙企图消罪祈福,而很多僧人“买福卖罪,如持左契(合同)”,完全把信仰做成了生意。

  要是小杜活到如今,看到寺院经济蓬勃发展,一柱高香要价百万,连锁庙都开到了国外,不知又当作何感想?

  这些儒者的言论,很有代表性。特别是韩愈的观点,在当时没起多大作用,但随后几十年间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他流放途中写给侄子韩湘的那首诗作,更是赚足了男女粉丝大把同情的泪水——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有时候,一篇好的文学作品,其情感杀伤力远大于战斗檄文。比如这首诗,社会影响力就远比那篇《谏迎佛骨表》大,许多人正是通过这首诗,才知道韩先生还跟佛爷干过架!

  唐武宗李炎一想,道教看不上佛教,儒家也瞧不起佛家,这西方文化说到底不如咱本土文化靠谱,嗯,灭了丫的!

  事实上,唐武宗灭佛,绝不只是帮牛鼻子老道拉偏架,借这个机会,他还下令“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让外国传教士和教徒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保持华夏文明的纯洁性和原汁原味。

  这里“大秦”就是波斯,“穆护”是波斯的传教士,“祆”(xian)教,(读成棉袄那个字的请自觉面壁)就是摩尼教的源头,因其教义信奉火和光明,中国也叫拜火教,后来又叫“明教”——跟金庸小说接上头了吧?是的,《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教主张无忌,玩的就是波斯“祆教”这个洋玩意儿。

  将外来文化一古脑扫地出门,以免国民遭受“精神污染”,唐武宗也说得上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了。

  唐武宗灭佛,除了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本能的抗拒外,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佛教在当时的过度泛滥已经威胁到世俗政权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共有四次大的灭佛行动,即 “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按时间顺序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本文的猪脚唐武宗李炎;“一宗”是后世的后周世宗柴荣。

  在这个灭佛团队中,李炎稍弱,其余三个都不是省油灯,堪称一代雄主。他们不约而同向佛教宣战,除了个人的文化取向,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经济、政治、军事等实际问题。

  比如北魏就有佛寺3万所,僧尼200万人(北魏全国人口仅2100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首都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寺庙500所,僧尼10万人。这些寺院占据大量良田,拥有大批奴仆,他们不当兵、不纳税、不服徭役,使国家兵源、财源日渐枯竭。而本应清修苦行的佛教徒却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过起养尊处优的奢华生活。

  这种情况,既不是世俗皇帝想看到的,也不是佛祖本人想看到的。据说释迦牟尼生前看到有些僧侣不肯坚持苦修,而企慕与权贵结交,曾忧心地预言:将来导致佛教毁灭的,正是这帮不肖的徒子徒孙!(“毁我教者,著我衣者”)

  此外,一些宗教狂热分子通过割自己的肉喂鸟,以铁钩挂体燃灯焚香等极端行为取得信众的极端崇拜,削弱了世俗政权的权威性。老百姓有了麻烦,不找官府,而是跑到寺庙烧香许愿,这让官府感到后背发冷。因此,唐武宗的毁佛行动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以当朝宰相李德裕为首的多数官吏的支持。

  要取得百姓的支持,“灭佛令”就须把道理讲透。唐武宗给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消费上,“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把劳动力用于无益的寺庙塔院建设上,把民间的财富用在给佛像壁画贴金描银上,纯粹是奢侈浪费;

  人伦上,“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将君臣之道、父子之情、夫妇之爱尽数抛弃,使社会、家庭无法正常运转;

  生产上,“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大家都去念经诵佛,等别人来养活,造成物力匮乏,国家凋蔽。

  在“会昌法难”中,寺庙被毁,砖石瓦块等建筑材料被分给周围百姓,铜像、铜磬等用来铸钱,铁料被铸为家具,国家收回肥沃田地数千万顷,没收寺院的奴婢15万人。从皇帝到百姓,都结结实实过了回“打土豪分田地”的瘾。

  这件事不能怪唐武宗手黑,历史告诉我们,当宗教与世俗政权在土地、劳动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冲突不可避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如果列位有兴趣,可以读读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观赏一下外国教会与王权之间是如何互掐的。

  唐武宗通过毁佛运动,扩大了税源,国力剧增,对内削平了卢龙、昭义两大藩镇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击败回鹘,在短短几年的执政期内竟然玩出个“会昌中兴”。

  稍感讽刺的是,唐武宗还没来得及享受毁佛带来的更多成果,就被他一力扶持的道教给坑死了。赵归真这群道士得宠后,把长生药的试验室和生产车间搬到宫里,李炎热心充当小白鼠,炼成新丹总是第一个享用,终于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死于重金属超标。

  被太监扶上皇位的“皇太叔”李忱,即后来的唐宣宗偏偏是个佛教爱好者,借口武宗中毒事件,将赵归真等一干道士杖杀或流放,并马上叫停了毁佛运动。

  在“三武一宗”毁佛运动中,其他三次因全国处于分裂状态,都不及唐武宗这次波及面大,影响深刻。这次事件也促使佛教界认真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更加主动地推进“佛教中国化”进程,加快了与儒家、道教在思想、教义上的融合,最终使汉传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佛、儒、道三教合流的形成,本质上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一次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是主动的——

  在哲学方面,将中国道家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空性本体论相结合,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的思想;

  在道德方面,将儒家善恶伦理和仁义礼智信,吸收到最通俗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因果中,在统摄人的精神、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

  在伦理方面,结合中国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给佛教徒冠上一个统一的姓氏:“释”。(来自释迦牟尼)这样佛教徒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家族。中国人爱讲级别,各个寺院也相应建立起严格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为了深入浅出让广大文化水平不高的基层群众信服,佛教徒们还创造性地将诸佛菩萨与太上老君等道教人物、玉皇大帝等中国神祗、关圣帝君等民间偶像搅拌在一起,构成一套中国特色的神仙谱系。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师从的菩提老祖是个道士形象,却又能在如来佛大弟子“须菩提”身上找到影子,太上老君是老子李耳的化身,却奈何不得孙猴子,最终还得请如来佛祖出手。

  对于信徒来说,精深的教义归少数精英们钻研,而神话故事则是大家伙的最爱。佛教僧侣们发现,只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道教的神仙干不过佛教的菩萨,比费尽口舌传教说法更能招徕生意。

  而另一方面,儒家道教也在大量地吸收佛教中的哲学精华和辩证思维。比如宋代程朱“理学”和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先后出炉,标志着佛、儒、道三教从理论中正式合流。大儒朱熹认为佛教的“空”就是借用了老子的“无”,而他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则完全是以儒家标准作为判定标准。

  元代道教全真教主王重阳更是三教合一的实践者,他曾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王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的“道教七宝会”等,儒、佛思想被成系统地引入道家教义,其中“七宝”这个词就是典型的佛教用语。

  唐武宗毁佛行动,不论初衷如何,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新生,并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一极。除了北传佛教汉化以外,印度佛教的另两支也都经历了与当地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南传佛教经斯里兰卡传入缅泰,形成上座部(或称小乘)佛教;藏传佛教则经历几次挫折后与当地苯教完全融合,形成独特的藏传体系。即使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也在中国禅宗、律宗的基础上与日本的“神道文化”结合,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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