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巨匠后治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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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巨匠后治史三书

发布时间:2019-03-19 18:20| 位朋友查看

简介: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者。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者。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 1941年投入钱穆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先后著成《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1998年,大陆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合编为《治史三书》。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可以说是最佳治史入门书。除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者。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钱穆)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因此自己的研究“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自我论定是客观而中肯的。

  《治史三书》的诸多回忆颇具史料价值。例如,他回忆内迁之初武汉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历史系教师有吴其昌、方壮猷、陈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学者,还算“阵容不很强”的;文学院开课的有文字学家刘赜、文学家苏雪林与美学家朱光潜等名家。严耕望与海内外诸多名家有过疏密不等的学术交往,包括亲炙问学的师长李则纲、钱穆与顾颉刚,求学供职校所的掌门人王世杰、王星拱与傅斯年,史语所先后同事李济、姚从吾、劳幹、全汉昇等。他在自道治学经历时,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叙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为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史所取资。

  除亲历的人事,严耕望对20世纪中国史家颇有月旦臧否,既有专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也有关于南北二陈与吕思勉的专论。诚如所言,这些评骘虽仅基于其“个人治史之意趣”,却不啻是对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家言。作为弟子,严耕望对钱穆堪称实事求是。他逐一列举其师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岁前,而其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即便对列入不朽的《国史大纲》,一方面推崇其创获与识见,足以追步司马迁而超迈司马光,另一方面也批评其“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对陈寅恪与陈垣,严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著述体裁与论题价值独持保留意见;对陈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学术生命“即此而斩”,也有扼腕之叹。至于对其他史家与学人的片断评点,全书也随处可见。他论顾颉刚为盛名所累,与傅斯年一样,“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严耕望评价现代学术史的人与事,其观点只是独得之见,妥当与否另作别论,却无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轻忽。

  严耕望研读与查阅过的古代典籍与今人史著难计其数,《治史三书》提及的就有数百部,随文或有评断,读者不妨以严氏书评视之。

  在古籍方面,严耕望不仅重视历代正史、十通政书、总集类书、地志图经,而且强调佛传道藏、农书本草与金石考古类文献对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相关典籍的瑕瑜得失时有要言不烦的评判。他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钦定《嘉庆一统志》:“发现顾氏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完全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长期考较两书后的心得体会。

  在史料问题上,严耕望躬行“竭泽而渔”原则,主张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现存中古书籍有限,这确是行之有效的经验谈。但印刷术普及后,传世史料急速增长,及至明清,要想将存世断代史料从头到尾全看一遍,终一生光阴也绝无可能,研究者自宜调整战略,而不必胶柱鼓瑟。但他强调先研读该断代正史与基本大书的方法,仍是必须力行的不二法门。(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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